本网讯(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孟小岸推荐）
引言：当银幕遇见高原
2025年12月12日，由合肥丰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雪域使命》在全国院线公映。这部总投资几千万元、汇集姚刚、郭广平、金巧巧、仁青顿珠、曲尼次仁等演员阵容的作品，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全国对口援藏实施30周年的特殊时刻，承载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部以真实援藏故事为底色的影视作品，影片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沉的情感表达，在现实主义与诗意美学的交织中，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援藏精神史诗。它既是对一代代援藏干部的集体致敬，也是对西藏三十年来沧桑巨变的一次影像书写。
影片讲述了以蒲地柏、袁建为代表的援藏干部，在错布县恶劣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各族干部群众并肩奋斗的故事。而蒲地柏在寻找藏族老牧民时遭遇雪崩牺牲的结局，更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悲壮的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它如何在艺术上呈现这一宏大主题？又留下了哪些值得探讨的空间？
一、 生命禁区中的影像创世：雪域美学的极限书写
《雪域使命》的银幕呈现本身，就是一场向生命禁区的艺术远征。在海拔5000米的拍摄现场，每一帧画面的获取都意味着与自然法则的对抗。剧组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常规电影制作：主场景距离驻地单程两个多小时，每天近五个小时的奔波消耗着创作者们的体力与意志；高原天气瞬息万变，风雪雷暴常令精心布置的拍摄计划全盘打乱；更严峻的是，整个团队都在与高原反应抗争：黄俊鹏在拍摄中出现颅内高压、呕吐发烧被紧急送医；郭广平为取景攀登近六千米高山，杀青后检查出胸包积液；姚刚在片场高烧不止却坚持完成拍摄，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因高反严重出现脑梗……这些不是宣传噱头，而是影片创作过程中真实发生的生命历险。
正是在这种极限环境下，《雪域使命》创造出了独特的高原影像语法。导演牛中明通过交叉蒙太奇，将三十载援藏历程压缩在99分钟的叙事时空，创造出“一日长于一年”的史诗质感，在影像语言上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高原美学”——它不是简单的风景明信片式记录，而是一场对雪域高原灵魂深处的叩问与对话。摄影机在这里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参与叙事的角色而成为与这片土地对话的生命体。导演用镜头运动展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大量缓慢的横移镜头模拟了人类在高原上行走的视角——目光所及是广阔的天地，脚步所行是坚实的土地。这种“行走感”贯穿全片，无论是蒲地柏下乡调研，还是藏族牧民背负跋涉，摄影机始终保持着一种沉稳、坚韧的运动节奏，仿佛在告诉观众：在这片高原上，所有进步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有改变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影片的视觉语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尺度”的辩证运用。当镜头拉开时，是连绵起伏的雪山、广袤无垠的草原、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微小与顽强；当镜头贴近时，是一张张被高原紫外线雕刻的脸庞、一双双因缺氧而泛紫的嘴唇、一个个在寒冷中呵出的白气。这种宏观与微观的交替叙事，不仅形成了强烈的视觉节奏，更在哲学层面上提出了根本性诘问：在如此宏大的自然面前，人类行动的尺度与意义何在？援藏干部们的坚持又承载着怎样的生命重量？
色彩在影片中被赋予了超越美学的哲学意义。雪山的白色不再是单调的背景板，而成为复杂多义的视觉符号——它既是圣洁的象征，也是死亡的威胁；既代表着自然的纯粹，又暗示着环境的严酷。导演通过精妙的色彩层次控制，让同一座雪山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迥异的情感色彩：晨光中的雪山泛着希望的金边，正午时分的雪峰反射着刺目的强光，暮色里的山峦则笼罩在忧郁的蓝调中——色彩的运用超越了单纯的美学考虑，成为情感与思想的载体。这种随时间流转的色彩变化，不仅构建了影片的视觉节奏，更暗喻了援藏工作的时间维度与情感纵深。
二、 血肉铸就的灵魂群像：从文字档案到银幕永生
影片震撼人心的力量，来自于它将剧本中的人物档案转化为有血有肉的银幕生命。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视觉呈现，而是通过细节、矛盾和成长构建起来的立体人格，是通过极限环境下的真实体验完成的灵魂雕塑。
袁建、蒲地柏的塑造超越了传统“模范干部”的刻板印象，达到了主旋律电影人物刻画的新高度。他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复杂内心世界和明显身体局限的普通人。郭广平、黄俊鹏等人的表演之所以令人信服，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拍摄过程中真实经历的高原反应——那些无法完全靠演技呈现的缺氧症状、被紫外线灼伤的皮肤质感、在严寒中不自觉的颤抖，都成为角色塑造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身体极限与精神坚持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这个人物摆脱了概念化的窠臼，获得了令人心痛、令人信服的真实感。
援藏干部群像的刻画避免了同质化陷阱，每个人表演都很见功力。袁建这个浪漫而务实的援藏副县长，他的摄影爱好成为影片中温暖的记忆符号。通过他拍摄的照片——那些记录着西藏山川、人民笑脸、生活细节的照片——承载了他对援藏精神和生命价值的真实体现。他与援藏教师牛娟的结合，完成了对蒲地柏“牺牲”意义的重新诠释：战友肉体可能消失，但目光所及之美、心中所怀之爱将继续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对“援藏二代”蒲熠星的塑造。这个角色极具象征意义——他不仅是血缘上的传承者，更是精神的接续者。蒲熠星作为医学博士、援藏干部后代，选择到父亲曾经奋斗的地方，这种“精神传承”不是简单的子承父业，而是在新时代语境下的重新诠释——他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医疗技术，还有对援藏工作的全新理解和对这片土地认知的境界归宿。他与茨姆的相恋，成就了一段新的汉藏情缘，更是象征着两种文化在新时代的平等对话与有机融合。茨姆的成长，从一个眼中只有草原和牦牛的懵懂女孩，到在袁建、牛娟夫妇抚养帮助下开阔视野，成长为新一代藏族青年，正是援藏工作“授人以渔”理念的生动写照。
三、 双重使命的交响共鸣：拍摄艰辛与精神传承的互文
影片拍摄本身就是一部值得书写的“幕后电影”。它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电影拍摄过程本身所经历的艰辛，与影片所展现的援藏精神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这种双重使命的交织，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叙事作品，成为了一部关于“创作创作过程”的元电影。
在海拔5000多米的拍摄现场，剧组面临的挑战与影片中援藏干部面对的困难形成了镜像关系。当演员们在高反状态下坚持表演时，他们不仅是在塑造角色，更是在亲身体验角色曾经经历的身体极限；当摄制组在风雪中抢拍镜头时，他们不仅是在完成艺术创作，更是在重走援藏干部们与自然抗争的艰辛道路。这种身体性经历转换，使得影片中的每一个场景都蕴含着双重真实——历史的真实与创作的真实。黄俊鹏因颅内高压被紧急送医、郭广平在高海拔拍摄后检查出现胸包积液、姚刚高烧不止仍坚持拍摄——这些在影片创作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充分印证了：当艺术创作的环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战场”，那么创作过程就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精神内涵。
这种创作环境的特殊性深刻地影响了影片的最终面貌。影片中“一天拍摄近十页剧本”的高强度工作节奏，意外地赋予了影片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这种“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恰如援藏工作的现实处境——三年的援藏期限像倒计时的时钟，催促着每一位干部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导演巧妙地将这种创作节奏转化为影片的叙事节奏，使观众能够感受到时间流逝所带来的紧迫压力。
影片的银幕价值正在于将这种“双重挑战”——创作挑战与援藏挑战——进行了巧妙的互文性建构。观众看到的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也能感受到银幕背后的付出；理解的不仅是援藏干部的工作，也能体会到艺术工作者的坚持。这种多层级的价值叠加，使得《雪域使命》成为了一部具有元电影特质的作品——它既讲述故事，也讲述故事的讲述过程；既呈现精神，也呈现精神的呈现方式。当剧组人员尽管高反严重却能坚守岗位，当他们为了一个镜头在风雪中等待数小时，当他们因缺氧而头痛欲裂却依然专注工作时，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那种被称为“缺氧不缺精神”的援藏精神品质，传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并非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而是人类在面对崇高使命时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这种通过创作过程本身完成的论证，比任何台词都更具说服力。
四、 精神谱系的时代重构：从援藏叙事到人类价值共同体
这部影片最为深刻的思想贡献，在于它对“援藏精神”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价值重构。影片超越了“无私奉献”的单向度颂扬，将援藏工作置于人类共同价值与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框架中进行再思考。
影片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的21世纪，援藏的当代意义是什么？通过蒲地柏在会议室里语重心长的话语，通过三代援藏者的实践与不同选择，通过藏族群众面对变迁的感受变化，影片给出的答案是：援藏是一种双向的给予与获得，是一种文明的对话与互鉴，是一种在差异中寻找共同人性的探索。汉族干部从藏族文化中学习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藏族群众从援藏项目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与能力。这种双向改变的过程，打破了传统帮扶叙事的单向性，构建了一种更为平等、更为可持续的发展关系模型。新时代的援藏，是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探索，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发展。
影片对“牺牲”价值的诠释达到了哲学深度。蒲地柏在雪崩中为寻找藏族老牧民嘎玛而牺牲的情节，更是对“深入基层”这一工作方法的极致演绎：真正的理解与帮助，需要走进对方的生活世界，哪怕这意味着风险与牺牲。蒲地柏的牺牲没有被简化为个人悲剧或集体损失，而是被置于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理解：他的死唤起了更多人对西藏发展的关注，他的精神通过袁建成为“扎根”的援藏者得以延续并转化。这种“走向他者”的勇气，正是人类能够超越自身局限、构建共同价值的心理基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对“时间性”的思考。影片通过精心设计的时间结构，展现了援藏工作的历史纵深与未来向度。三条时间线交织并行：蒲地柏个人三年的援藏周期，西藏三十年来的发展变迁，藏族文化千年的传承延续——影片构建了一种立体实践观。在这个时间架构中，援藏工作既是短暂的（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又是长久的（代际传承的接力）；既是当下的（解决具体发展问题），又是未来的（培育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蒲熠星与茨姆的爱情线，象征着这种时间性的融合：过去与未来在此刻相遇，父辈的奋斗在下一代的生活中开花结果，不同文化的对话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影片通过“老虎嘴”天险的意象体系构建了影片的发展观。在打通“老虎嘴”隧道前后，影片呈现了两个既不同又相连的西藏图景：一个是相对封闭但文化生态完整的传统西藏，一个是开放连接但面临挑战的现代西藏。影片没有陷入简单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情感——老人们面对变迁的不安与失落，年轻人拥抱机遇的热情与渴望。这种不回避矛盾、不简化复杂的现实主义态度，使得影片的精神内涵超越了简单的宣传功能，进入了社会发展哲学的探讨层面。
五、 艺术局限与反思：在理想表达与现实呈现之间的平衡探索
尽管《雪域使命》在以上多维度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但冷静审视，影片在艺术完整性和思想深度上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对这些不足的坦诚，不仅不会减损影片的价值，反而能够为同类题材创作开辟新的可能性，提供有益的反思。
首要问题是叙事结构的松散与焦点的分散削弱了情感冲击力。影片试图承载的维度过于多元：修路问题、核桃产业、教育问题、文化保护、茶叶种植，捐献角膜、代际传承、爱情故事等，每个维度都值得深入开掘，但在有限的片长内难以全部展开。影片试图用短篇小说的电影去表现长篇小说的电视剧，结果就是故事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缺乏足够的情感积累和深入刻画。例如，教育援藏和医疗援藏这两条线索，虽有感人瞬间，但未能与主线形成有机的叙事合力，显得像是为了全面性而牺牲了深度；年轻一代的爱情故事虽具象征性意义，但在情感铺垫和细节展开上略显仓促。
人物关系的刻画在部分场景中呈现理想化倾向。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被简化处理，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必然产生的摩擦、误解、调适被轻描淡写。实际上，任何真正的跨文化合作都必然经历“冲突-理解-重构”的辩证过程，这种过程中的阵痛不是合作的失败，而是通向深度理解的必经之路。影片对这种“不完美过程”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成长和关系发展的可信度。
艺术手法的运用虽然整体成熟，但在某些关键场景中出现断裂及风格不统一，在剪辑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些黑场以及同景别切换的使用过于随意。部分戏剧性段落（如雪崩场景）的好莱坞式处理，与影片整体追求的写实主义风格产生美学冲突；一些象征性镜头（如反复出现的雄鹰意象）的运用略显直白，削弱了隐喻应有的含蓄与多义性。特别是在表现藏族文化时，某些场景似乎仍停留在“他者凝视”的层面，未能真正进入藏族主体的内在体验和感知方式，以至于观众未能通过银幕故事呈现雪域高原壮美画面，而享受到预期感染魅力。
另外，一些旁白过于露骨，比如金巧巧饰演的顾嘉在面对去世的丈夫蒲地柏的遗体时，那些旁白就显得过于抢戏，本来可以让观众跟着顾嘉的悲伤而悲伤，结果夸张的旁白削弱了这段戏的艺术感染力。在音乐铺陈上还可以更精简和精准，在该起情绪地方起，不该起的就不铺陈，音乐的少即是多，多即是少。音乐的音质在电影院里听起来也不是很好，声音的处理也显得粗糙，景别切换声音音频也有浮动。这就是前期录音和后期声音处理、声音设计没有做到位的体现。在调色上也还可以更细致、更电影感一些，目前一些同场景同氛围的颜色不是很统一，颜色也偏电视剧感；假雪和真雪的融合还可以做的更好，特效的雪和一些特效场景还可以更精细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牺牲”价值的呈现方式，虽然避免了简单的英雄主义歌颂，但在情感引导上仍然偏向于将牺牲神圣化、崇高化。对于牺牲者家庭所承受的长期痛苦，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多元理解，对于不同选择的尊重，影片未能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在一个日益重视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本关怀的时代，如何平衡集体使命与个人权利、崇高理想与平凡生活，是主旋律电影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六、 时代语境中的文化坐标：电影作为精神传承的现代仪式
我们对《雪域使命》的评价不作与同类题材影片（如《孔繁森》《青藏线》）的横向比较，但不能脱离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必须置于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的节点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超越了单纯的艺术作品范畴，承担着多重文化功能：它是对历史的总结，对当下的反映，对未来的展望；更是个体记忆的汇集，集体情感的凝聚，国家叙事的表达。由此而成为了一种文化仪式、一种集体记忆的媒介、一种精神传承的载体。
在当代文化生态中，影片代表了一种新型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新方向：它试图在政治表达与艺术探索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建立连接线，在文化自信与文化对话之间架设桥梁。影片对藏族文化的尊重呈现，对民族关系的平等描绘，对发展道路的辩证思考，都显示了创作者的文化自觉、时代敏感和社会责任感。
影片的社会引领作用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电影创作层面，它证明了主旋律题材可以拍得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感染力，既符合主流价值又尊重艺术规律。在文化传播层面，它为内地观众理解当代西藏提供了一个更为立体、更为人性而超越刻板印象的新窗口，也为藏族观众看到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社会价值层面，它引发了关于援藏精神、民族团结、边疆发展、文化保护等议题的公共讨论，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对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与影响力。通过蒲熠星和茨姆的爱情线，通过年轻援藏干部的成长故事，影片成功地将“援藏”这一看似遥远的主题与当代青年的生活和情感联系起来。它所探讨的不仅是父辈的选择，也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如何寻找生命的价值？如何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
《雪域使命》最终留给我们的，不是确定的答案，而是开放的提问：在文明交流与冲突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如何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两难中，人类如何与自然建立可持续的关系？在集体使命与个人自由的张力中，个体如何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自我？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标示了影片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
结语：雪域上的足迹与回响
这部影片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作品，但它是一部有温度、有思考、有担当的作品。在雪域的光芒照耀下，每一代人都在高原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每一次对话都在拓展理解的边界，每一个故事都融入更大的历史叙事。《雪域使命》正是这样的故事之一——它不完美，但足够真诚；不完整，但保持开放；不终结，而是邀请延续。它向每一位观众发出无声的叩问：在这个迫切需要理解与对话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什么样的“援藏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又需要打通哪些阻隔理解的“老虎嘴隧道”？
雪域之上，精神永存。这精神不仅属于那些曾在高原奋斗的人们，也属于所有在各自领域坚持向善信念、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通人。当片尾那曲《援藏好儿郎》的旋律响起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雪域使命，不过是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所谓英雄壮举，不过是把平凡的坚守，写进民族复兴的史诗。这，或许就是《雪域使命》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那些在高原上用生命创作的电影人，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用光影铸就的，又何尝不是一座新时代的雪域丰碑。文/刘金玉
作者：刘金玉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名誉会长、安徽省社会组织总会文化领域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原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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